一路风景

一路风景

/ 杨银华

风景本该有自然与社会之区别,谁说人所经历过的,纵使带有几分苦涩的人生世相,不是一道平实厚重的历史风景呢?

这“风景”从故乡排到天津,往返千里,历时一月,我欣赏不好,品味不足,权作如实“导游”一次。

那年我8岁,时值1967年中国“文革”的“鼎盛”时期。奶病家贫(乡下普遍的“贫”)不得疗养,于是在津工作的父亲接奶奶去津医治。当时我刚上小学已认得“万岁”等好多字,因全国都在“闹革命”,老师们“靠边站”了,属“保皇派”的父亲索性让我陪奶奶同去天津“自学”,一了虽社会“热闹”而大人内心仍有的“寂寞”。

在邢台转乘火车时,隔候车室的窗户,我看到站台上行走着好多穿军装、戴军帽、佩红袖标,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叫作“红卫兵”的“军人”。当时在我眼里他们是“大孩子”,上车下车很随便,很让人羡慕。不知何故,他们很大方地把一些五颜六色的纸片随便地送与路人,嘴里还不时地叨咕着什么。记得父亲说这叫“传单”。“看看有没有奎儿在里面。”奶奶也欠起身子隔窗观望着“队伍”。我知道,她说的“奎儿”,是我一个在外上学的远房堂兄。我被一阵“叮当”很响的金属撞击声所惊,寻声望去,又见对面的车站广场上,正在矗立起一座铜墙铁壁。那声音来自于工人师傅的挥锤打做。回忆起来,这“铁壁”至少有五、六米宽,十几米高,一字的钢板焊制。父亲说这上面要画一个伟人的像。嗬,那可真够大的。为了啥?值当的吗?我心问。

上火车了,千里铁路的两旁墙壁上,都刷写着白底黑字。我虽认不全当年这些“文革”标语上的内容,但容量不亚于如今的广告。过北京,至天津,虽是初春,人心好象很燥热。在海河广场上,围着好多人,时不时地还出现一人领喊、众人齐呼的很气愤的口号,说是在批斗某一个人。不知怎的,在我这农家孩子幼小的心目中,那广场上的观礼台,比其它更高的建筑要神圣得多。

奶奶住院,父亲既要上班,又要去医院照看奶奶,我住在父亲机关招待所院内,一切生活只得“自理”。我早晨拿着父亲匆匆上班留下的零钱和粮票,需自己到500米外的街上小吃店买烧饼等早点充饥。烧饼的香味不能独占我的鼻孔,一种油墨和糨子的气息不时袭来。哦,街上又添了幅度很大、一字一纸的标语。两边可贴的街墙上已经贴得不能再贴,竟就地铺贴在柏油马路上。那面粉熬就的糨子洇透了纸张。我曾作想:若省下来蒸成白馍,在俺老家得吃多少日子呀!有幅标语至今记得清楚:“打倒万张反党集团”。我认为万张是一个人的名儿,后得知是“缩写”,是指当时的天津市党政领导万晓塘、张淮三同志。

在我住的院子里,还有两人至今印象很深。一个应是“阿姨”辈份的姓金的女右派,一个是传达室“苦大仇深”工人出身的石爷爷。金阿姨每天的工作是手持扫帚和簸箕打扫招待所院子。看得出,她神情很忧郁,只有在院内没人的时候,才和我这个小闲人“搭讪”几句。我直觉得,这样的人干这种活有点可惜。石爷爷更是朴实率真,经常逗我玩儿,给我买好吃的,还给我缝补衣裳。在我眼里,金阿姨和石爷爷都是好人。可我纳闷儿,为啥石爷爷对我这样善良,而一看到并非不善良的金阿姨时,总是一反常态、指手画脚一番呢?有时为院子扫得不干净还要斥责一顿。当然,这些现在早已明白了。

住近一月,奶奶在津还需再治,母亲在家又添弟生子。父亲财力精力不支,赶巧经本县同事的介绍,他的一个同乡(正好也是我们的同乡)要回老家,于是决定把我这个过着“高消费”都市生活的小闲人捎脚回去。之后,我背上了父亲为我准备的小而又大的行囊——10斤挂面,2斤红糖,10个烧饼,5块钱——挂面红糖是捎给“坐月子”母亲,烧饼留在路上吃,钱是买邢台至老家汽车票——第一次离开亲人“独做”八岁的旅行。“同乡”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爷爷,在车上给我吃点心。我至今记得他在抖落点心的装饰花纸时,那上面印着的葵花、太阳及语录的图案。并看到车过北京时,莫名其妙地飘着的一些彩色汽球和一座座默不做声又不冒烟的工厂烟囱。

 是夜到邢,小雨刚停。街上孤灯如豆,夜深更少见行人。灯影下可见马路上的一洼洼积水,氛围愈显冷清。偶有人过,也是匆匆如电影中地下党接完头急忙避走的样子。老人在邢台有一女儿,事先没有通信,我们爷俩好容易摸索着找到了他女儿的家,本计划在邢台过一夜,次早再一块儿乘百里的汽车回到老家。谁知第二天,老人变卦不走了。原来,老人过去是“地主”,属“运动对象”。运动开始后出来避难,在天津儿子处住了不少时日。老人恋家,觉得“火候”已过,硬自作主张地要回家看看。结果邢台离家近,女儿的“最新消息”告诉他不能乐观。于是他改变计划“继续避难”,可是我这个“托运品”在“流通领域”却成为“积压”。

 我回家心切,老人也恨不得快些让我见到母亲。于是每天领我去邢台汽车站找东去的熟人代为“转运”。终于找到了一个“信得过无名叔”,我和老人漫不经心地告了别。这“无名叔”言谈中好像是从山西做木工活返乡的,又好象是我离家仅一里的姥姥村上的一个“熟人”。汽车行至离老家15华里的小镇时,停车加水,我靠窗百无聊赖地观赏着“风景”。眼睛的余光告诉我,有两个人正在路边不远的饭铺门前搭起的简陋苇棚下对我指指点点。我正面看去,嗬,是同村比我略大的两个女孩,她们是在挎篮离家乞讨。我们互相认了出来,刚从大都市“荣归”、坐在“现代化”客车上、口袋里还装着吃“客饭”省下一个烧饼的我,当时却没有觉得出有半点的自豪感来。这时车继续东行,后来我纳闷儿,本该同一地点下车的“无名叔”,却“义无反顾”地继续东去。之后母亲对这“无名叔”上门表示感谢,人家却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代为“托运”一事。于是我更困惑。再后来得知,人没认错,是他当年外出谋工属“资本主义尾巴”,怕让村里知道了挨批还要受罚;他不敢承认,转道山东继续谋生时,从家门口路过也没敢下车。如今想来,一个公民,行使自己正当的劳动权利,倒简直是成了一个犯了弥天大罪、被通缉捉拿的逃犯。
   我总算平安地回到家,给母亲带去的“营养”——乡下难以见到的挂面和红糖,补助了母亲的身子进而哺育了刚出生的弟弟。那年,通晓文墨的爷爷给弟弟起的名字按我排着最后一字为“忠”,并只好一直叫到了现在;而往返辗转各千里的八岁经历和见闻,也成了我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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